虛擬貨幣洗錢犯罪如何認定「主觀明知」？上海法院給出了「標準答案」

隨著虛擬貨幣在支付、投資與跨境轉移中的使用頻率不斷提高，相關洗錢犯罪案件也快速增加。在司法實務中，如何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洗錢罪，關鍵往往不在於資金是否來自犯罪，而在於行為人是否具備「主觀明知」。這一問題長期存在爭議，既關乎打擊犯罪的力度，也直接影響普通參與者是否會被不當入罪。近期，上海法院在多起涉虛擬貨幣洗錢案件的裁判中，對「主觀明知」的認定給出了相對清晰且可操作的判斷思路，被視為司法層面的「標準答案」，對整個幣圈和司法實務都具有重要指引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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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刑法理論上看，洗錢罪屬於典型的故意犯罪，其中的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「明知」所處理的資金系犯罪所得或其收益。但在虛擬貨幣場景中，資金高度匿名、鏈上流轉複雜，行為人往往辯稱自己只是正常收幣、轉幣或提供技術服務，並不清楚上游是否涉及犯罪。正因如此，「明知」在現實中難以直接證明，只能通過客觀行為反推主觀心理，這也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難點。

上海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明確指出，虛擬貨幣洗錢案件中的「主觀明知」，不要求行為人對具體犯罪事實、具體被害人或具體罪名具有清晰認識，只要其明知資金「高度可能」來自犯罪活動，仍然予以協助轉移、兌換、掩飾或隱瞞，即可認定具有主觀故意。這一表述，實際上降低了對「明知」的認知門檻，從「確知」轉向「應知」與「放任結果發生」。

在具體判斷標準上，上海法院強調不能僅憑行為人主觀辯解，而應結合其行為模式、交易特徵、獲利方式以及風險認知能力進行綜合判斷。例如，行為人是否長期、大量參與USDT換匯、幣幣轉移、跑分結算等活動；是否明顯偏離正常市場價格收取高額手續費；是否頻繁更換錢包地址、通訊工具或使用隱匿手段；是否對資金來源刻意不詢問、不記錄，甚至主動規避合規審查。這些因素，均可作為推定「主觀明知」的重要依據。

法院特別指出，「異常高收益」是判斷主觀明知的重要信號之一。在多起案件中，被告人往往以「幫人換幣」「技術服務」「資金中轉」為名，實際上收取遠高於正常市場水平的手續費。法院認為，若行為人明顯意識到收益與風險不對稱，卻仍持續參與，說明其對資金來源的非法性具有高度認知，至少屬於放任態度，依法可認定具有洗錢罪所需的主觀故意。

在證據層面，上海法院也給出了相對成熟的裁判思路。除了聊天記錄、轉賬流水、錢包地址關聯關係等直接證據外，法院更加重視「行為整體性」證據，即通過長期交易模式、資金流向結構、角色分工來判斷行為人的主觀狀態。即便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人明確知道上游犯罪類型，只要其行為已明顯脫離正常經濟活動範疇，並呈現出專業化、規模化、隱蔽化特徵，即可推定其主觀明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海法院在裁判中也刻意劃清了罪與非罪的邊界。法院指出，並非所有涉及虛擬貨幣的轉賬或兌換行為都當然構成洗錢。對於偶發性、低頻次、收益正常、交易背景相對清晰，且行為人缺乏相關專業認知的情形，不宜輕率推定其具有主觀明知。這一點對普通投資者和一般用戶尤為重要，體現了刑法謙抑性原則。

從司法導向來看，上海法院的「標準答案」實際上釋放出明確信號：對於以虛擬貨幣為工具的洗錢行為，將不再僅依賴傳統的直接證明模式，而是更側重行為合理性審查與風險認知推定。換言之，只要一個行為人在客觀上已處於高度可疑的交易環境中，卻仍選擇「裝糊塗」或「不問來源」，就可能被認定為主觀明知，從而承擔刑事責任。

對幣圈從業者而言，這一裁判思路具有極強的現實警示意義。無論是場外交易商、技術外包人員、錢包代管者，還是單純提供「跑分」服務的個體，一旦參與資金流轉，就不能再以「不知道」「沒問清楚」作為免責理由。是否建立基本的風險識別能力，是否對交易對手、資金來源保持合理審查，將直接影響刑事風險的判斷結果。

從更宏觀的角度看，上海法院對「主觀明知」的明確化，有助於彌補虛擬貨幣犯罪治理中的認定空白。一方面，它提升了打擊洗錢犯罪的實效，避免犯罪分子利用技術匿名性逃避法律責任；另一方面，也通過具體標準限制司法恣意，避免將正常投資或技術行為泛化為犯罪。這種平衡，正是當前數字經濟背景下刑事司法所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。

總體而言，上海法院給出的「主觀明知」標準，並非單一要件，而是一套基於常理、經驗與行為邏輯的綜合判斷體系。它不要求行為人具備刑法層面的精確認知，但要求其對明顯異常的交易風險保持最基本的警覺。在虛擬貨幣與現實法律不斷碰撞的過程中，這一「標準答案」無疑將成為今後類似案件的重要參考，也為整個行業劃出了一條愈發清晰的合規底線。